我的同学赵伟

   赵伟是我的初中同学，我们一起两年，很是要好。那时侯我个子低，赵伟更低，我们坐在前两排，成天与王辰春、安静等几个小个子打闹在一起，成为那个班上最开心、最好动的学生。我们的班是北方某市教育局办的唯一的中学生“文艺班”，经常排练些节目到厂矿企业、农村和大马路上去演出。我是拉小提琴的，但水平只能在合奏中“滥竽充数”。赵伟则不同，他是实力型的男高音，当初考这个班时就是高歌一曲流行的《小小竹排江中游》而征服老师的。赵伟的学习也不错，我在班里可以说是前三名，他则在五到十名间，七十多人的大班，又是经常排练演出，我们能有这个成绩说明是“可教之材”。中考后，赵伟感觉不好，揭榜果然应验，离省重点的该市一中的录取线落后四五分，他不得不去了普通的六中。我们四位小个子去了四所学校，我去了一中。我至今记得大家吃“分校饭”时赵伟悄悄对我说，他一定好好学，要和我一起考上大学。

   不料，赵伟上了半年高中就接他爷爷班当了建筑工人。我们有一次在街上相遇，他正穿着工作服骑着自行车赶着去上班，当时他只是简单告我已退学上班，没说是什么原因。我问他累吗？他答还好。再两年的春节，赵伟去我家拜年，他说调到了一家制药厂，那是我们那个城市最火的企业之一，我真为他高兴。在我的大学时代，他在我的每个假期都来看我，并送我一些抗感冒、治痢疾的药。约六年前，我又见到他，我知道那时的药厂已奄奄一息，就问他的情况，他说不要紧的，会有办法。之后我因春节在北京、桂林、上海过，平时回家乡又总是匆匆忙忙，也就一直没有见到他。今年我回家乡过年，我们四人——是四个家庭，还带了四个小毛仔——聚会了两个半天，大家吃着、聊着、笑着、哭着……我知道了他们这些年的生活，尤其是赵伟，让我感动。

   原来，赵伟所在的制药厂在2000年基本垮了，许多职工都拿193元的下岗基本生活费回家，赵伟是车间主任也不例外。他痛苦过，也怪怨过家长早早让他接班而没有上大学。但他很快明白，痛苦不是生活，怪怨没有用场。同厂的漂亮妻子也下了岗，上小学的女儿在等着学费，赵伟清楚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绝不能垮！他去了河南信阳一家民办药厂，该厂上针计车间需要一个工人技师现场管理，赵伟当然干得很好，不仅是技术大拿，而且吃得下苦，常常工作废寝忘食，饿了就泡个方便面，信阳山间夜里的蚊子特别厉害，对来自没见过大蚊子的塞外人赵伟来说简直就是苦难，夜里根本睡不好，但他坚持着每天按时到岗指导药厂建设。老板因此十分赏识，劝他留下来。而赵伟在这个行业滚打了20多年，深谙这个市场，知道该厂不会有很好的前景，他拿了钱回家了，半年挣了一万六千元。以后，他推销过药品、健身器材，当过送药工，还被请去建设过其他药厂，没有固定的职业和上下班时间，没有明确的活，常常有活时忙个死，但他情愿一直这样；无活时闲的慌。他却最是害怕。赵伟说：“那时候，一听有活干就来劲，我也干活快，几天就能挣好几千块。有时想想，比在国有企业挣多了。”
   
   赵伟在这些工作中发现了自己的技能所长，也发现了自由支配工作的可贵。前些年，他在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湖北等许多地方打工，短有一两个月，长则半年一年，期间基本不回家，思念妻子孩子时就打电话，但他不舍得多花电话费，总是说具体事。“每当简短地和老婆、闺女说话后，少说了许多情话就放下电话，我真是心中狠自己，怎么就这么看中这点电话费呢！”赵伟说这话时，似乎快哭了。

   现在的赵伟绝对是一流的药厂技师和一线生产管理者。2002年，他顺利地到了在家乡新开的一家合资药厂，当上了车间主任。他成天战斗在车间，指挥若定，连厂里的几位大学出身的总工都很佩服他，许多人叫他赵老师，这在不习惯称呼人为老师的家乡是很有意味的。至于他的那些一线年轻人，则称他为“伟哥”，我们老同学聚会时我就好几次听到他手机里传出这样的称呼，可见赵伟极有人缘和号召力。我对他说：“我要还是省报的经济部主任，我会向老总建议，把你作为自强不息的下岗工人的典型来宣传。”赵伟笑了笑说：“我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不怕吃苦。别人不想干的，我干；别人不想离开老婆孩子，我能离开；别人成天坐着叫唤闹事，我哪有那闲工夫，找活干最重要。咱是爷儿们，总不能让老婆操心生活，孩子上学困难，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吧。”

   我忽然觉得，个头只有1米6的赵伟很是高大，昔日白净的面庞变成了古铜色，浓发变得稀了，但梳理得很整齐，发达的胡须剔得干干净静，配上那件深棕色皮夹克，很是精神。我对四个孩子说：“赵伟的苦你们恐怕是想不到的，我也没想到。要是你们遇到这些情况，能吃得苦吗？恐怕早垮了。”赵伟听我这话，又和我们几个老友干了几杯，喝着喝着，脸更红了，话匣子也开了：“我其实不愿想这些苦，想想自己还真可怜。不到16岁接班，当建筑工人，师傅每天拿皮尺一量，长10米，宽1米，然后说，要挖1米，就是挖十平方土，干吧，小子！一天下来，累得眼睛都是蓝的（地方语，意即累到极点）。就这样，我也挺过来了，活一点都没少干。所以我不怕苦，就是想不明白，我爸妈当初为什么让我接班当工人呢，我学习并不差，考大学不敢保证，中专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要是有个文凭，用得着这样吗？”赵伟说这些话时语调平和、神态自然，但我分明看到他眼里含泪，只是一滴都没有掉下来。他低下头，夹了块红烧肉，不住地嚼。我赶紧说：“我们那时的父母都是想为我们好，许多大人想让孩子早工作早挣钱，你得理解你父母。”“我理解！只是他们的好心多少害了我。孩子们，你们机会这么好，真该努力啊。”

   王辰春对我说到赵伟妻子因工伤被切掉一些肝叶，正在谋求赔偿。对方是家乡另一家民营药厂，每年赢利数百万，但对待赔付却绞尽脑汁去拖延、少赔。赵伟是守法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要求赔付11万，他也很痛快，在劳动仲裁法庭上，当对方要求减一点时，他一下就降了1万，对方又说愿意一次赔付，他又减了1万。然而，对方得寸进尺，还要求减点，赵伟终于火了：“你们太欺负人了，我们法庭见吧。”他对我说，对方害怕了，答应赔付8万5，年后就办，他想就此了结。我看着老友如此豪气、简单、真诚，想着那家药厂如此恶心而黑心，再联想那受损器官只是换得北京、上海等地一个白领一年工资的可怜赔偿，真是不知说什么好。

   但我相信赵伟，他的毅力、韧性和能力，使他一定会拥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。我想在此祝福他——平安、幸福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5/03/02于上海